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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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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之答:经常看见有人牵马来,好像是马曹。

桓冲又问:有几匹马?

徽之答:不问马。

桓冲再问:近来死了几匹?

徽之答:未知生,焉知死。

两句话都出自《论语》,牵涉到两件事情。取义,卖弄小聪明。

对此,桓冲无可奈何,徽之则更加放荡不羁,有一次甚至坐进桓冲的车里,还说长官岂能独占一车!桓冲拿他没有办法,只好在某次见到王徽之时对他说:你来的时间也不短了,好好工作,我尽快提拔你!

王徽之却不回答,只是看着高处,然后用手板支着脸蛋说:大清早到西山去,那里的空气很清新。

呵呵,这就是魏晋风度。

这样的风度当然误国误民,也是自掘坟墓。试想,一个政权如果号称属于某个阶级,而这个阶级中的人却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它,请问还不该亡吗?

挡都挡不住。

实际上两晋之亡在于有病,而病因就在士族。士族与贵族的区别,在于贵族靠血统世袭爵位,士族靠门第垄断仕途。保证这一特权的制度,则叫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叫九品官人法。具体地说,就是把官职分成九等,叫官品;候选人的基本条件和综合评估也分成九等,叫乡品。评定乡品的叫中正(中正官),朝廷的吏部则比照中正评定的乡品给予官品。这就是荐举制,既不同于两汉的察举,也不同于隋唐以后的科举。

荐举是曹魏时期陈群的发明,乡品的评定也要看各方面的条件和本人的表现。但是到了东晋,就只看门地。门地就是门和地,即门第和郡望(籍贯)。比如太原王氏是西晋名门,琅邪王氏是东晋望族。王徽之可以在桓冲面前傲慢无礼,就因为他属于琅邪王氏,是王导的族人。

门第和郡望决定着人的命运。名门望族的子弟,不需要任何考核就能给予较高的官品,叫“门地二品”(一品永远空缺)。寒门和庶族则相反,只能做低级官员。由此造成的局面,就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结果又如何呢?

帝国没有了激励机制,个人没有了奋斗目标。一个世家子弟,几乎刚生下来就有做官的资格,那又何必努力何必奋斗?因此即便为官一任,也不造福一方。如果有人认真工作,还要被嘲笑,被讥讽,被视为俗气。

至于国家的兴亡,自然不必也不会关心。因为他们的荣华富贵是家族的门第和郡望决定的,不是王朝和皇上的恩典,那又何必管帝国的死活?因此高级士族中人大多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国难当头,首先想到的是保家,不是卫国,王衍的狡兔三窟和卖主求荣就是证明。

有趣的是,帝国似乎也没指望这些家伙保卫自己,朝廷授予世家子弟的大多是清要之职,地位高,待遇好,事务少,责任轻。繁杂而辛苦的工作,都交给庶族寒门。久而久之,上层社会便充斥着无能之辈。除了清谈误国和腐化堕落,其他什么都不会,只能做寄生虫。

然而待遇和特权却一点也不少。根据西晋政府颁布的占田令,官员可以按级别占有近郊田。一品五十顷,依次递减到九品十顷。更重要的是,法令颁布之前大族多占的田亩并不需要清退,没占够数的却可以“依法”补足,真不知道帝国中央对贪腐的态度是遏制还是鼓励。

至少,也是默许。

社会不公的结果,是两晋比东汉更加迅速地腐朽。东晋倒数第三个皇帝孝武帝司马曜,甚至在三十五岁那年被自己的宠妃张贵人谋杀。原因则是好色的孝武帝跟三十岁的她开玩笑说:你这把年纪,就该废掉了。

结果,他自己当夜先被干掉。

被谋杀的司马曜,其实是东晋最后一个皇帝,因为此后的安帝痴呆得不辨寒暑,恭帝则被刘裕废杀。孝武帝自己似乎也敏感地意识到末日将临。他被杀前不久,天上出现了彗星,这在古人眼里是不祥之兆。于是孝武帝说:敬你一杯酒吧,彗星呀彗星!自古以来哪有万岁天子!

当然,也不会有万岁王朝。

这个时候,如果儒家伦理还有权威,事情也许会好办一些。因为儒家伦理尽管问题多多,却好歹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魏晋却只有门第观念,没有精神支柱。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全民共识,又岂能支撑帝国的大厦?

支柱倒塌的结果,是精神的空虚、心理的变态,比如酗酒和嗑药,再加奢侈和斗富。最离谱的,是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帮舅舅比阔,赐给他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树。洛阳富豪石崇见了,却不屑一顾地将其砸碎,然后摆出自己的珊瑚树任由那位国舅爷挑选,株株更高更漂亮。

如此炫富,岂非变态?

变态并不奇怪,因为靠垄断仕途起家的士族其实是文化暴发户。暴发户都是要炫富的,因此连同名士们自鸣得意的雅量、清高和洒脱,都带有炫耀和标榜的意味。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竟只能通过佯狂、醉酒和男人女性化来实现,这说明这个阶级完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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