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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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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中国人,还有朝鲜和越南的留学生,也经常到电影学院来找我。

但你都瞧不起他们?

你怎么知道?

卡佳,你到现在也是这样啊,瞧不起任何人!你是个骄傲的人,不是吗?

哈,你越来越了解我了?不错,但我并不讨厌他们,那时候的人都很简单,除了某些人。比如——阿廖沙,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圈子里,他可是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就像他的爸爸在延安时代就是很有名的革命家。他经常请我去莫斯科大剧院去看芭蕾舞。

可是你不喜欢他?

对,但我最爱看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啊!你是嫉妒了吗?我可不会让他碰我一根手指头的!

嗯,这我就放心了——我不知不觉落入了她的小圈套。

还有一个人,他叫米哈伊尔,但是苏联人,他有着浅黄色的头发,海水般的蓝眼睛,个子比我高整整一个头。

他很帅吗?

差不多,第一次见到还以为是电影演员,跟他聊了半天电影学院,才知道他是国际象棋运动员。他爸爸是有名的话剧导演,他妈妈是芭蕾舞艺术家。但我不喜欢他,虽然迷恋过他的脸。他在斯大林分配的别墅里长大,冬天暖气烧得火热,不知道莫斯科的冬天有多冷,以为全世界都跟自己家里一样美好。他太有教养了,说话彬彬有礼,每次在餐厅吃饭,他总纠结于每道菜的细节,克里米亚葡萄酒的年份。你知道我对做菜一窍不通,真想把一盆红菜汤扣在他头上!我可不希望你成为像他那样的人,记住了吗?

嗯,卡佳。我故意把声音调粗一些。再说说那两个男人吧!阿廖沙?米哈伊尔?

他们各自向我求过婚,但都被我一口拒绝了,我可不是那么容易被人追到手的。

在莫斯科,就没有你真正喜欢的男人?

卡佳又不说话了,陷在沙发中半晌,摇摇满头的白发说,有的。

他是谁?

出去吧,今天你问得太多了!而我说的也太多了!你知道吗?记忆就像是一杯水,当你不断地饮用这杯水,总有杯底朝天的时刻。

莫斯科究竟长啥样?我想起看过的各种苏联电影,想起小时候妈妈单位对面的东正教堂,天蓝色的拜占庭式的圆顶。

这天晚上,我梦见了莫斯科。

那些年,我做着平凡的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简单重复。我很少跟同事们说话,没什么共同语言。也有个别年龄相仿的,能说些关于电脑和影视的话题,仅此而已。至于和我一样喜爱文学的只遇到过一个,年纪比我大了十几岁,因为我在单位的电脑里,发现了她打的古典诗词。于是,我也经常暗中打几段陆游和辛弃疾的词上去。

我连文艺小青年都算不上,因为不会装逼。心情阴郁就会激发倾诉的欲望——自己是唯一的听众。从十八岁到二十岁,每星期悄悄写三首诗。最早记录在一本宝蓝色封面的笔记本上,后来整个本子都写满了,换了好几本黑面抄。

认识卡佳老太太以前,我常去静安区图书馆,在报刊阅览室里坐上半天,看诗刊,看收获,看莫言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后来,思南路的顶层大屋就成了我的私人图书馆。

我在为前途而彷徨,担心自己要困在一个平凡之地度过一个平凡人生。我害怕会像身边那些成年人那样,渐渐丧失腼腆,学会扑克牌和麻将,为了几百块钱或几包年货而争吵,在别人替你安排好的航道里随波逐流。

亲爱的小东西,当你为这些而恐惧时,也许你还有机会,如果连恐惧都感觉不到,那才是完蛋!她这样回答我。

于是,我给卡佳看了我所有的诗。

那天阳光灿烂而刺眼。我拿着宝蓝色封面的笔记本,还有碎米饭粘着废纸上的文字,发出浓郁的霉烂气味,交到她温暖的手掌心里。我的后背心在冒冷汗,害怕她会批评我,就像她直率的性格。什么狗屁不通的玩意儿啊?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果然,她淡淡地说,你没有写诗的天赋,可惜啊。1958年,在莫斯科的广场上,每天都有人在念诗,有人念普希金,有人念白银时代,更多地在念自己的诗。我经常独自藏身在人群里,听那些过分煽情的朗诵,偶尔也会遇到让人终生难忘的句子,就像遇到让你终生难忘的人。

那个人是谁?

卡佳面无表情地摇头,翻到小本子中的一页说,你看这首诗里有许多叙事,说明你有说故事的才能,你可以试着写小说。

我们认识一年了。偶尔,我会陪伴她去淮海路上的国泰电影院看电影;去共青森林公园的草坪上野餐,就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里的苏联人那样。她的行动虽然迟缓,兴致却高得很,头发与衣服都特意打扮过。她拿出最好吃的罐头,国产的酸黄瓜,在春天柳絮飞扬的小河边,用俄语唱起我从未听过的歌。在邮局的营业大厅里,我常见到一个叫薛范的翻译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草帽歌》等好多歌曲,都是被他翻译成中文的。他是个拄着拐杖坐在轮椅上的小儿麻痹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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