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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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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

能给我看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吗?

我在莫斯科的照片,当然有不少,我还上过苏联的杂志封面呢,作为中苏友好的代表。不过回国以后,陆陆续续都被烧光了。

为什么?

因为,我有记忆啊——每道亮光,每片阴影,每个嘴角,每个眼神,每分钟每秒,全都在心里头清清楚楚,还需要照片吗?

卡佳,你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1958年,最后一天,莫斯科大雪纷飞,我提前终止了学业,坐上从莫斯科到北京的国际列车。因为那年秋天,我的父母叛逃去了香港,发表了一些反动言论,我当然也受到了牵连。他们后来又去了美国,墓地还在旧金山呢,但我一次都没有去过。

格奥尔基呢?

我再没见过他,也没有音讯,不知道他现在还活着吗。1959年,我回到上海,大学没有毕业,又是叛徒的女儿,没有一家单位敢要我。还有些人风言风语,说我在莫斯科做了不要脸的事,是上海话所说的“拉三”,你懂的。

所以,你被分配进了公交公司做售票员?

卡佳浅浅一笑。你好聪明呢。我坐在十三路电车上,每天从曹家渡到提篮桥,卖了一辈子车票。至于这栋房子嘛,我就出生在这里,以前一楼是客厅、餐厅和厨房,二楼是我和父母卧室和书房,三楼是储藏室。六十年代,这套房子被许多人占据了,我一度被扫地出门,暂住在单位宿舍。后来国家落实政策,把最破的顶层还给了我。其余部分,永远不再属于我了。但我不在乎,反正一个人过,那么大房子也没有意义。

你没有结过婚?

嗯,这没啥了不起的。

为了你的电工格奥尔基?

闭嘴!

那次谈话后,我写了个短篇小说《绑架》。给卡佳看过,她点头说还可以,你去投稿参加个文学比赛吧。可我不认识文学圈的任何人,听说那些比赛和奖项都是要有关系的,否则人家根本都不看你一眼。她说没关系,哪怕没人看过你一眼,但你以后不用为自己的胆怯而后悔。

于是,我选了从报纸上看来的一个“贝塔斯曼人民文学新人奖”。几个月后,从十四万篇投稿中,我的《绑架》意外获奖了。我平生第一次去北京,参加了颁奖典礼,小说发表在那年的《当代》文学期刊上。终于,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作家,文学期刊的编辑,出版社的领导……

我带着奖状回来给卡佳看,但她并没有祝贺我,而是冷冰冰地警告——喂,你快要完蛋了!

怎么了?

得奖啊什么的是不错,但请你从今天起忘记,所有的奖是给你的过去,不是给你的现在,更不是给将来。你明白吗?还有你见到的那些人,在你嘴里津津乐道,好像都是些很厉害的大人物,在北京在全国叫得出名字的……但最好离他们远一点,写好你自己的小说就够了!

因为在莫斯科你都见过了,对不对?

你读过《静静的顿河》吗?

肖洛霍夫。

他后来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我在莫斯科电影学院的老师,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常带我去参加他的文学沙龙。他已经获得了列宁勋章、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不再是那个穷乡僻壤的哥萨克了,伟大的肖洛霍夫,他再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了!还有那些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和各种艺术家,我们在国内读书的时候,都把他们当做偶像和明星,可一旦见到本人,不过都是些大腹便便的老家伙们,只会高谈阔论,彼此肉麻地吹捧。苏联政府给这些人提供了宽敞明亮的别墅,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里,还有嘎斯轿车、司机与仆人。我打心眼里喜欢他们的作品,但又讨厌他们本人。

这不矛盾吗?多年以后,才发觉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简直是个白痴。

卡佳摸着我的后脑勺说,在写作这条道路上,你可能会很有成就。但要记得,绝不能轻视任何人,就像绝不能轻视你自己那样。有朝一日,我会不会也变成自己曾经讨厌过的那种人?也许会,也许不会,很遗憾,我们大多数人属于前者。但请你别忘了今天,别忘了你最初为了什么而写。不是什么改变命运的鬼话,而是你想要倾诉内心。

那你讨厌现在的自己吗?

她走到镜子前,摸着脖子上的皱纹。很讨厌,讨厌得要死!

第二年,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中美军机在南海相撞;基地组织劫机撞了纽约世贸中心;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病毒》完工;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卡佳出了意外。

深秋,在思南路与南昌路的拐角,她被一辆助动车撞倒了,后脑勺磕在水门汀上,在医院里昏迷了一个星期。

我找不到她的亲属,只在抽屉里找到一张医保卡,这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我去过派出所与居委会,确认她没结过婚,亲戚全在香港和海外,但从不来往。二十年前,她从公交公司提前退休,闲着没事翻译俄国小说,稿费虽然微薄,总比光拿退休金的孤老太强些。我在医院代表亲属为她签字,当时很害怕她会不会将永远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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