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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逐鹿天下 【第001章】 中华启航(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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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人而言,袁世凯是这场革命的最大得利者(第二位自然是秦时竹),他不仅因为革命得以东山再起,而且因革命风风光光地成了临时政府的大总统。他是幸运的,许许多多因素成就了袁世凯“大总统”,他的幸运是既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说必然是因为他的能力以及手段,说是偶然,是因为秦时竹等人其实也掌握了克制他的手段,只是为了大局隐忍不发而已。

1912,时势选择了袁世凯。

希望天下和平安定,是老百姓的常态心理。为了更好的明天,他们愿意忍受一下,甚至做出某种牺牲,但一旦他们以为目的达到后,他们对和平安定的渴望会变得更加强烈。

“排满”是触发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驱逐鞑虏”成了同盟会政纲的头一条,说明占国民大多数的汉人,既对清廷腐败不满,更恨它是“异族”统治,可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人普遍接受的仅仅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而已。

事实上,辛亥革命唤醒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的愤青正是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中国努力寻求自己在国际上的位置,却没有相应的实力作为依托,政治家对自己国家的弱点是洞悉无疑的,因而一再的卑躬屈膝,这是患了“软骨症”的表现,而民众呢,却茫茫然不知所措,动不动“四万万民众团结起来”,自信心极度膨胀,这恰恰又是得了“臆想症”。要治理一个常态社会已经不易,何况治理的是一个扭曲的社会,岂不更是难上加难?!靠民主吗?抱歉,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

辛亥革命还在进行当中,人们最关心和最担心的是皇帝不肯退位、能不能退位。在他们看来,只要皇帝退了位,一切都好办了,从此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一个敏锐的外国记者观察到:“根据我的判断,中年的中国人对目前的叛乱并不十分热心……我认识的一位先生今天对我说:‘只要皇帝肯退位,则天下太平。’我问他,‘如果他不这样做呢?’我的朋友面带愁容说,‘那么会出好些乱子’。”

退位诏书一下,许多人顿时松了一口气,在他们心中,“异族”统治已经结束,其他便无关紧要了。“以后都咱汉人之间的事,啥事都好说”。他们把“共和”仅仅理解为汉人当家作主。那么袁世凯也好,孙中山也罢,谁当大总统他们都觉得无所谓,只要不打仗,天下太平就可以。这种一味的和平心态,不仅下层有,上层也有;不仅百姓有,军队也有;不仅南方有,北方也有。社会的心理趋向,到了谁也扭转不了的地步。

秦时竹的松手与隐忍不发与这种社会心态有很大关系,在穿越者眼里,辛亥革命只不过是一个序幕,但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把这个当成了全部。所以史诗般的辛亥革命在这出波澜壮阔的演出中,仅仅唱出了“退位”这一次强音就戛然而止了。秦时竹是这次演出的忠实参与者,一个优秀的导演,一个优秀的演员,这种价值是被世人所公认的,但他还是一个优秀的编剧,这里的成功就没有为多数人所看到。当然,也难怪,这个编剧是建立在凭空多出100多年的基础上,以他超越时代的目光来参、导、编演这一巨作,其中的火候与功力自然无可匹敌。

南京临时政府的精英人物,在当时看来,也不是一流政治家,起码不是一流的权术家。他们对袁世凯并不了解(只有秦时竹等人比袁世凯更了解袁世凯自己),听到过一些不利于他的传说,内心深处颇为犹豫。清帝退位,人们对袁世凯依然不是很放心,但大势所趋,原来的犹豫心理变成了侥幸心理。“……袁世凯尽管不好,我们要希望他好,要用诚恳的劝告,严密的监视,感动他,鼓励他,使他不可能不好……”用温情脉脉的希望能让狼不吃羊?用劝告和鼓励能让狼改吃草?要对付狼,只有打断它的牙齿!

历史从来不缺乏明眼的旁观人,1912年,有位在东北的美国记者这么写道:“……很多人都以为袁世凯才是这个新生国家的政治代表,我的看法却是未必……秦时竹……这个东北的最高主宰比袁世凯更有能力,更有手段,也更加年轻,在他身上,我看出了中国新生的希望……虽然我对他在大好情形下不继续在军事上对北京施加压力而迷惑不解,但短短三个月,他的实力就从沈阳一地扩张为五个省,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有人可能会以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作为对比……但就我所知,他既没有洪的骄纵,也没有洪的奢华,十多年来,他从一个‘义勇军’首领成长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依然忠实于他唯一的妻子(袁世凯有十几个妻子,在中国这是合法的),居住在一间并不气魄的屋子里(虽然他掌握着中国最庞大的工业资源),中国人固有的陋习,如赌博、酗酒、吸食鸦片,在他身上都毫无踪影,唯一的旧时代特征就是他也和别人一样留过辫子(革命的第一天他就剪除了),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出身和具体来历仍然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中国人有英雄莫问出处的传统,我试图探个究竟的努力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不得不中途放弃了,这是我目前最大的遗憾……”

“我采访过他,问他:‘……秦先生,明明你的军队在战斗力上占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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