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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1章】 上海分行(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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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股,其余22股分配给清帐(会计)、跑街、汇划(票据交换)、钱行、银行、洋房(负责与其它钱庄、票号和洋行的往来),信房(文书)、客堂等八处负责职员,即上海钱庄所谓的‘八把头’。”

“这倒和票号大异其趣,特别是这个‘易子而教’挺好,比晋商那些老死不相往来强多了。”

“正因为有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钱庄还有正式的同业组织,这也是与票号的一个很显著的区别。这种同业公会,不仅是联络感情、谋求共同利益的团体,而且有实际的业务,主要就是票据交换、钱庄间的款子汇划、议定拆息和商定银洋价格等,这些是每天都必须进行的。对官府或外商的交涉,也常常通过同业公会进行。

钱庄的利润有一个很大的来源――庄票,分为即期和远期两种,便利于收付、活跃交易,促进商品流通。实际上,庄票给钱庄带来存款,扩大了业务,并提高其信用力,出票越多,信誉越好,但钱庄对于流通的庄票数目总是竭力保密,以防谣言挤兑。同业公会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合力破除谣言,防止挤兑。”

“这么说钱庄要稳固的多喽?”

“也不是,因为有这层关系,钱庄经营一般要比票号大胆,往往也造出更多事端,比如前年发生的橡皮股票风波,钱庄周转不灵,大量倒闭,去年革命爆发,外资银行陆续收回对钱庄的拆借,钱庄又因此而倒闭58家,几乎奄奄一息。上海的报纸几乎每隔几天都有报道的。”

银行和钱庄的关系既有共生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银行是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比较大,不象钱庄或票号那样依靠财东个人的财产和信誉;银行以法人资格经营,钱庄依靠个人关系,银行主要做抵押贷款,钱庄通常为信用贷款;银行办理票据贴现,钱庄的庄票一般不贴现。双方最根本的矛盾就是钱庄由于既得利益,死守银两记账不放,不仅垄断洋厘行市,还表现为在同业往来上,银行间收解是现银授受,钱庄就只能划拨,即以公单过帐,如果银行收进钱庄票据,需迟日取现,无形中造成了损失。因此,遇见有风吹草动,银行,尤其是洋人银行,常常对钱庄落井下石。

“所以你一反常态,不和钱庄谈,就和那些银行谈了?”沈麒昌恍然大悟。

“正是,上海金融业发达,各大列强的银行云集,人民银行若是要开设分行,没有熟悉当地业务的合作伙伴是不行的。”熊希龄得意地说,“我已事先和三家商量好了,估计再碰个头谈一谈就没有问题。”

其中一家是1906开业年的信成银行,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家私营银行,由周廷弼创办,资本110万,在北京、天津、南京和无锡设有4个分行。革命爆发后,由于金融市场紧迫,该行就宣告歇业。熊希龄要开设分行的消息一传到,两人立马一拍即合。

另一家是1908年由浙江人李云书创办的四明银行,资本150万,于汉口、宁波设立分行。虞洽卿是创办人之一,与钱庄关系密切,尤其与宁波帮的商业和钱庄关系十分亲近。主要就是投放商业和航运业,后来逐渐由虞洽卿主持。

最后一家是1907设立的浙江兴业银行,由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创办,初期目的是为了解决铁路股款的保管和利用。资本100万,分1万股,浙省铁路公司占四成半,在铁路公司和银行都有投资。辛亥革命爆发,杭州谣传汉口浙兴倒闭,发生挤兑风潮,曾任大清银行首届监督的叶揆初是当时的总负责。

通过谈判,熊希龄和三家银行达成了协议:信成和四明两行在上海的股份,吸收并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总股本350万元,其中人民银行总行200万,信成持有50万,四明持有100万;北京和天津分行中,信成各持有10万(周学熙各持有15万,其余都由人民银行总行掌握),在南京分行持有30万(相应的,人民银行为70万);汉口分行中,四明占有20万,浙江兴业为30万,人民银行为50万;宁波分行中,四明占有30万,浙兴20万,人民银行50万;杭州分行中,四明20万,浙兴50万,人民银行30万。以上诸行,除北京和天津分行行长由人民银行委派外,南京、 上海、杭州、汉口、宁波五处分行都由原有三行的负责人出任行长。之所以这么让渡,一方面是因为这三家银行心甘情愿的接受合并,能担任行长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另外也是因为人民银行实在派遣不出那么多的人才,尤其是熟悉当地业务的人才来管理各地分行业务,也乐得顺水推舟。

得益于腾龙社的分布和《人民日报》驻外地分支机构或明或暗的渠道,葛洪义人在山西,消息却颇为灵通。

“北方兵变,南方也没有安于本位。滇军北伐司令唐继尧攻入贵阳,拒绝孙中山任命的贵州都督杨荩诚回归。”葛洪义首先通报了这个信息。

“唐继尧混水摸鱼?”秦时竹笑着说,“恐怕背后还有蔡锷的指使吧?”

“情报上说:杨原任第一标教练官,兼任贵州陆军小学总办,武昌起义后,被推举为都督,以同盟会控制的自治学社为枢纽,而宪政预备公会阴谋颠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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