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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7章】 内蒙问题(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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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王府。

近半个月在野外飘忽不定、风餐露宿的生活让阿拉坦敖其尔形容憔悴,头发、胡须老长且肮脏不堪,见到贡王后,他只喊了一声“王爷”,就昏了过去……

也许是快到家的兴奋让他降低了周围环境的感知力,也许是贡王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一直难以自拔,他们两个根本就没有主意到黑暗中有几双警惕的眼睛盯着王府。

“这小子果然回来了,快,回去报告镇守使!我在这里继续盯着。”

在部队驻地得到确切消息的夏海强大喜过望,大叫道:“好小子,你终于回来了,看爷爷怎么送你们上路!”……

想解决蒙古问题的,不止秦时竹一家,袁世凯也很想有所作为。

从地缘政治上来说,控制了内外蒙古,等于将北疆势力一分为二,有利于中央权威的发扬;另一方面老袁作为临时大总统,也需要在国内树立威望,解决蒙古问题,确实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解决外蒙问题的方法不外两种,一是在中国内部通过谈判或武力的方法解决,二是通过外交途径,与外蒙的后台沙俄交涉解决。从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出发,自应选择前者,这是中国的希望;可从实际情况考虑,又很难避免后者,这是沙俄的图谋。北京临时政府也曾尝试与库伦当局谈判解决“独立”问题。袁世凯上台不久,即两次致电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谓“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但使竭诚相待,无不可以商榷,何必劳人干涉,致失主权。……务望大扩慈心,熟观时局,刻日取消独立,仍与内地联为一国,则危机可免,邦本可固。”北京政府颁布的《蒙古待遇条例》等优待法令,既为安抚内蒙王公,也是向外蒙示以姿态。

袁世凯在出台这些发令的时候,预先征求了秦时竹的意见,秦见到电报后微微一笑,认为无济于事,自然也就不会出面反对。除此以外,北京政府还准备派人去外蒙直接商谈,其中先行出发的兰逊(nn)牧师等已在库伦多方活动,运动蒙人中止俄蒙谈判,改与中国政府协商。但库伦当局的上层人物多是长期受惠于沙俄的亲俄集团分子,自恃有沙俄撑腰,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对北京政府的呼吁和优待置之不理。哲布尊丹巴在给袁世凯的回电中竟称:“与其专员来库,徒事跋涉,莫若介绍邻使,商榷一切之为愈也。”北京政府几乎无法和库伦活佛建立直接的联系,自然更谈不上和平协商解决问题了。

武力解决的路同样走不通。外蒙军事力量虽然不强,然地处偏远,气候恶劣,军事行动不易。更为窘迫的是,要对蒙古用兵,必须通过北疆势力的范围。袁世凯在心里掂量,首先秦时竹不会同意,即便同意,也不会真的全力以赴;其次,袁世凯一向视军队为自己的命根子,用来控制国内局势都嫌不够,更何况平定边疆呢?因此对调动自己的北洋军出征不甚积极;再次,要出兵外蒙,就意味着与沙俄刺刀见红,袁世凯对帝国主义有一股与生俱来的害怕,自然不会冒这个风险,事实上沙俄作为外蒙后院,极力威胁中国不得进兵,也让袁世凯有所顾忌;最后,通过指挥北疆国防军出动也不如意。秦时竹任命马占山为呼伦贝尔镇守使后,牢牢控制了黑龙江与外蒙边境地区,但绝对不越雷池一步,袁世凯不可能强令要求进兵。在西路,袁世凯虽然可以指挥杨增新由新疆调兵援阿尔泰,但沙俄立即出面干涉,表示“决不承认”,沙俄外交部甚至公开威胁中国公使:“中国进兵外蒙,俄当干涉”,逼得北京临时政府只好下令“暂缓调动,免生交涉”。

两种方法都行不通,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和沙俄交涉解决外蒙问题。这是沙俄自外蒙“独立”后的基本立场,由中俄间的交涉,迫使中国承认外蒙“独立”的现状,无论交涉结果如何,都能为以后的侵略留下伏笔。

秦时竹对历史的了解是袁世凯比拟不了的优势。他明白眼下和沙俄闹翻是不明智的,外蒙的状况只能继续维持,非得等到俄国革命爆发才有机会,但内蒙问题和外蒙问题不一样,有充足的理由和依据,也完全有能力解决。在这一点上,他比袁世凯的态度要积极和现实的多。袁世凯想通过解决外蒙问题进而推动内蒙问题的解决,这种一揽子方案好虽然好,却无成功的可能;秦时竹的计划是安定内蒙,孤立、分割内外蒙古,麻烦是麻烦了点,却有效。

控制内蒙古落到实处,就是要消除那些封建王公的割据势力,尤其要打破八旗制度,实现近代化改革。秦时竹的策略,就是要杀鸡骇猴,贡王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这个对象,夏海强这个急先锋的任务,就是尽快拔除这个眼中钉。

夏海强是个粗人,但不莽撞,有道是话粗理不糙,他的逻辑是:贡王非除不可,有借口要除,没有借口制造借口也要除。为完成这个任务,他拼命搜罗情报,寻找有利时机。不仅从李春福那里千方百计要来了精干的骑兵团,更为重要的是,在贡王府周围安排了眼线,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只是贡王十分谨慎小心,夏海强一直苦于抓不住他的小辫子,而秦时竹交待给他一定要有依据的要求就像一道高压线拦在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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