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6章】 局势恶化（2 / 3）

虽雄厚，但主政官员意见分歧，力量根本凝聚不起来，湖南也面临着几乎同样的局面。而闽督孙道仁退出了与赣、皖、粤、湘四督的联盟，则是对国民党武力讨袁的最沉重的打击，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下，国民党已未战先乱。

5月30日，在拖延许久的情况下，上海审判厅不得不在宋案要犯缺席的情况下开庭审判。但开庭后原告代诉人高溯、金澜律师因宋案要犯赵、洪尚未到案，请求缓期开庭公判，并强烈要求上海厅强行拘传赵、程到案。而被告律师杨景斌也反对开庭审判，他宣称现任本审判庭成员末奉大总统、司法总长任命，不符合《临时约法》的规定，没有开审资格。山于原告、被告双方律师抗告，上海地方审判厅未经审案，不得不宣布退庭。

在此期间，曾与汪精卫一起谋刺过前清摄政王的黄复生（谋杀良弼也与此人有关）、参议员谢持、宋教仁秘书周予觉携带炸药和黄兴给的三千元由沪赴京，企图暗杀袁世凯。但周予觉在袁世凯侦探的追踪下自首，由他的妹妹周予傲出面，编造假供，谎称黄兴组织“血光团”，令其携款四万元赴京实行暗杀。

对所谓“血光团”暗杀案作了大肆渲染，作为对宋案的抵制措施。谢持也于三日后在北京住处被捕。但他作为为议员，搜查他的住宅又末获证据，经国会抗议不得不予以释放，谢随即逃离北京。袁世凯当然不会就此罢手，6月4日，他下令改组北京地方审、检两厅，加强了对司法机关的控制。新改组的司法机关当即向上海发出传票，传居住租界的黄兴到案对质。黄兴于次日不得不赴租界会审公廨表示愿意赴京对质，只因京厅证据不足，租界当局才未令黄兴到案。

黄兴的作法（无论是暗杀还是对质），当然无助于宋案的法律解决。宋案早已陷入了“公判不成，律师抗台，法庭冰风、政府抵制，不但事实不进行，连新闻都没有”的冷落局面，所谓法律解决，完全成了空谈。

至于国民党在国会内的斗争，同样没有任何成效。正当革命党人士气消沉，宋案法庭无能为力，国会瘫痪，谭人风调和失败之时，汪精卫、蔡元培于6月2日从欧洲回到上海，并立即和赵风昌取得联系（南北和谈时，正是此人居间调停），准备通过他去与袁世凯谈判，为南北调和进行最后的努力。

汪、蔡与赵拟定的调停的基本条件是：国民党方面，顾全大局。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宋案让赵秉钧出庭对质的主张自然消灭，罪名到洪述祖为止，同时孙、黄自行声明“对于正式选举及其他政要为正当之宣告”。而袁世凯方面，则是各省都督不得轻于发言，军人不得干预政治，且为四都督解释反抗中央之谣传，并申明在正式宪法出台前不予有所撤换，并请袁制止渲染嫁祸国民党的血光团案，停止票传黄兴等等。这些条件对袁世凯非常合适……

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很难说袁世凯不动心，但他的立场稍微有些和缓，上海发生的进攻制造局事件又刺激了他动武的决心，这最后一次的调解机会也失去了。这次事件是由参加辛亥革命的一些会党领袖发动的，其中有江苏都督府顾问、共进会副会长、铁血监视团发起人张尧卿，广东绿林改进团领袖柳人环，上海工党成员、铁血监视团成员韩恢等人，他们又去联络上海籍的工党领袖徐企文，利用徐熟悉上海情形的有利条件，出头组织。在策动起事的过程中，他们以黄兴、陈其美的名义来组织队伍，联络的对象主要是退伍军人、无业游民和驻守上海制造局的下级官兵。

对于他们的某些活动，早在5月初就有人向袁世凯报告，并由袁转告江苏都督程德全。5月26日袁世凯特意去电嘱程拿办张尧卿。黄兴、陈其美得悉张、柳等以他们的名义策动起事后，一方面阻止制造局中的国民党党员参与其事，一方面派黄郭赴宁直接向程德全报告，并知会制造局督理陈幌戒备。希望以此能撇开与国民党的干系。

程德全等等得到情报后，作了周密的布置，并派间谍打入起事者内部进行侦察,所有动向其实早已得知。5月31日凌晨1时，徐企文率领一百多人，打着“中华民国国民军”的旗帜进攻制造局，当即遭到有准备的阻击，徐企文被诱捕，起事者一哄而散。

这次事件大大刺激了袁世凯，他认为国民党的稳健派已控制不了激进派，认为非动手镇压不可。黄兴等人控制大局的努力，在他眼里只不过是区区缓兵之计而已。其实，黄兴等人的想法即使暂时能够实现，也无非是把急病变成慢性折磨罢了，他们又有什么办法抵抗袁世凯呢？他们一度寄于希望的通过法庭和国会来倒袁的斗争，在南北调和声中，已陷入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为了稳住北疆，袁世凯虽然同意秦时竹拿下新疆，但在暗地里，他还是希望能牵制住越久越好，故而一方面着令秦时竹查办，另一方面又偷偷给杨增新去电，让他做好准备，只要拖延时间，让秦时竹拿不到确切证据，袁世凯就打算保住他。

对这点小伎俩，秦时竹压根就没有放在心上的，他早就准备好了武力夺取，只待袁世凯给的大义名分一到，他就要下手。此次派遣前去的既有监察局的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