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4章】 西藏问题（2 / 3）

藏印贸易的发展，西藏产生了一批靠垄断羊毛贸易获取高额利润的特权阶层，他们成为亲英派的主要人物。亲英派首领伦青夏札即因专靠羊毛贸易营私舞弊，曾被联豫下令抄没家产，更造成了对立。

双方势力此消彼长，清廷与西藏地方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西藏的新政改革措施激起当地上层人物的激烈反对，他们唯恐失去自己的特权，除呈请暂缓改革外，还煽动各地土司头人反对改革，并直接派藏军进攻川边三岩等地。在此情况下，清廷决定恢复鸦片战争后名存实亡的中央驻军西藏制度，派钟颖率川军入藏以加强控制。1910车2月，川军进入拉萨，在阻止川军入藏的企图失败后，十三世达赖喇嘛等人于当日仓皇出逃，经亚东到达印度大吉岭，请求英国保护。

局势向英国一边倾斜，清军虽然入藏，但西藏当地并未心服。在获悉达赖出逃后，英国方面却如获至宝，处处加以笼络。英印总督明托、英国驻锡金政务官柏尔等人多次会见达赖，为他打气。不到两年，达赖与随员已完全倾向英国。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至西藏后，藏局果然开始再次动荡。先是驻藏清军因欠饷而军心浮动，军中会党分子乘机闹事，后是革命消息传来，有人以弃藏回川为号召煽动起事。1911年11月，郭元珍等人领导兵变，囚禁联豫，被钟颍击败，由于紧接着清廷退位，联豫称病休养，藏事由钟颍主持（1912年5月，袁世凯正式任命其为驻藏办事长官）。但是，不久之后征讨波密大军于撤退途中闹事抢劫，接着与藏军发生纠纷，并波及江孜、日喀则等地。再后来，拉萨市内的汉藏冲突亦因驻军劫掠寺庙而激化（中央欠饷，驻军不得已而为之）。汉藏之间的冲突，本来就有根源，更加之清政府民族压迫，并没有多少可以奇怪的，但是英国如同嗅到了臭味的苍蝇，拼命要来横插一杠，在他们的怂恿和挑唆下，居然掀起了“西藏独立”的喧嚣。

卸任不久的英印总督与达赖密谈，让其派遣官员潜回西藏进行煽动，并由达赖的内侍达桑占东（亲英分子）负责具体组织军事叛乱，这家伙组织了一支一万多人的藏军，自任总司令，开始对江孜守军发起进攻，经过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麦克唐纳的“调停”，当地驻军被迫交出枪枝弹药取道印度回国，随即，日喀则的驻军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英国可是一贯拉偏架的老手）。扫荡外围完毕后，达桑占东又率领各路叛军围攻拉萨，与守军展开激战，由于械饷两缺，兼之得不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再加上英国方面上窜下跳，守军的处境越来越不利，不得已只好接受了英国的“调停”，和藏军达成四点“议和条件”，将枪弹交出，经印度返回国内，只留下驻藏官员留驻拉萨，但随着驻藏军队陆陆续续撤出，远在印度的达赖喇嘛在英国的鼓动下，强令所有留藏官员也必须撤出拉萨，钟颍在失去军队护卫后，也只能被迫离开拉萨，到1913年2月，所有驻藏官员和军队都被西藏地方的分裂势力驱逐出境。

英国方面见阴谋得逞，迫不及待地将已经在印度流亡了两年多的达赖护送回藏有了英国人的支持保证，西藏亲英分裂主义势力更为猖狂。在城内，他们挑动民族仇恨，煽动要把汉人“驱逐净尽”。在藏边，藏军东进，切断川藏交通，到6月中旬，先后攻陷江卡、盐井、理塘等地。包围了察木多、康定等地。川边末被攻陷的县城，南路只有三个县，北路尚余八个县，由此直接威胁到川、滇两省的安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虽已明确宣告西藏为中华民国领土，但限于实力，根本无力干涉。袁世凯任总统后，面对当时的西藏局势，决定对藏政策是剿抚结合，先剿后抚。对袁世凯来说，他最重要的任务是稳定局势，打压国民党，只要不出动北洋军队而让川、滇两省出兵，既可免伤实力，又可削平藏乱，自然是件好事。

先是川督尹昌衡亲率川军前队二千五百人从成都出发，兵分两路，南路由朱森林率领，收复河口、理塘，北路由刘瑞麟率领，解了察木多、巴塘之围。与此同时，蔡锷派遣的支队也收复了盐井等地，藏军人数虽多，但实力其实不强，基本是一群乌合之众，在西藏内陆还可以依靠熟悉地形、有利环境而得到支持，到了川边失去这些依托后，就变成不堪一击。

川、滇军队节节胜利的消息，使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的后台老板――英国终于忍耐不住了。它放弃了所谓“不干涉政策”，开始走上前台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朱尔典曾与袁世凯会谈，就中国迫切需要大借款这一困境来提醒袁注意，如果川军的进兵超出一定范围，英国政府就不会对中国提供任何进—步的援助，进而声称“西藏问题总以日后和商易为归结，倘现时用武力，或与友睦之办法必有巨碍”。

此后朱尔典又几次重提中国不得派兵入藏，不得改西藏为行省，否则所有责任惟中国是问，在这些威胁—时未见效而藏军在川、滇军兵锋之下不断败退的情况下，8月17日，英国方面正式向中国提交照会，声明五点：一、英政府不允中国干涉西藏内政；二、反对华官在藏擅夺行政权并不承认中国视西藏与内地各省平等；三、英国不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