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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9章】 货币本位(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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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通过了实行银本位的决定……

“第三件棘手的事情,是关于前清时节遗留下来的众多制钱和铜元,不知如何处理?今后既然已经确定银元为主币,那辅币又该如何确定与发行。”

制钱俗称铜钱,外为圆形,中有方孔以利于穿绳携带,应和‘天圆地方’之意……制钱之铸造,自汉代以来便是政府的专利,民间不得私铸,有清一朝,有制钱铸造权之机关在中央为户部及工部,在地方为各省布政使司。户部有宝泉局,工部有宝源局,皆因袭明之旧制,惟明代各直省铸局皆得称宝泉、宝源,清代则只限于京局。咸丰三年(1853)后,因洪杨(太平天国)起事,财政空虚,各地颇有不遵旧制增设铸员,创钱充作军饷。而当时各局又多系鼓铸大钱,其后因大钱难行于市面,各局亦多相继停闭,同时因外国银元畅行各地,制钱的需要量自亦相对减少,同治年间铸局剧减。及开始铸造铜元之后,各省都视为获利的捷径,除宝泉、宝源二局而外,无局肯制钱,到宣统初年仅剩京师宝泉一局,然亦只是为着维持局员、局匠生活,所以没有裁撤。

梁士怡介绍:“银元流行前,制钱每年约铸200万串(每串1000文),后逐渐减少,清廷为搜刮人民,每每变更制钱分量,铸造大钱(如当十、当五十等),更有夹杂铁、铅等杂质之举,于是钱银比愈加跌落,清初一两白银可换钱约1000文,后跌落至1700余文仍难换到,现在市面行情,每一银元大概可换钱1250到1400文之间。现全国制钱因为经年累月和自然损耗不详,但据财政部分析,至少在100万万文以上,因为都是前朝货币,继续使用不太妥当,但如何收回,财政部深感头痛……”

铜元同样为圆形铜钱,其与制钱之最大区别在于边缘略厚,中央无方孔,出现甚晚,光绪年间始有面世,主要为模仿外国之铜辅币,特别是模仿香港盛行之铜仙。但以货币体系而论,其与大钱又是一脉相承。大钱在咸丰朝初铸时虽有当五、当十、当二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等七种,但因流通阻滞,不久即废弃当五及当二十以上各种,单铸造当十一种,这种大钱当时在市面上已流通无阻,渐有代替制钱之趋势。到光绪中叶以后,制钱彻底恢复已不可能,而当十大钱之流通已成习惯,铜元的铸造即是乘此种趋势,同时为适应中西通商日益发达之新情势,乃将大钱的形式略加改变而称之为铜元,其实质无非是改头换面之当十大钱而已。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广东因停铸制钱而闹钱荒,外洋铜仙广泛流通,为挽回利权,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便开始铸造铜元。每枚重二钱,当制钱十文,以紫铜百分之九十五,白铅百分之四,点锡百分之一配合铸成,直径二十八毫,形式精美,为白铜元之最精者,一面镌光绪通宝四字,内加满文广宝二字,周围镌广东省造,并分镌每百个换一元字样,一面中携盘龙,四周有英文‘kwangtung one cent’字样,意即‘广东一仙’。此种制度明系模仿香港货币。花纹细致,中部无孔,均为进步的明征。铜元铸行之后,颇受社会欢迎,因其本身的价值只相当于6~7文铜钱,既然是当十使用,也不会有人会将其重新熔化。次年适当义和拳起事之后,巨额赔款使清廷财政深陷困境,因广东铸造铜元已见成效,利润也颇为可观,乃令沿江沿海各省设厂仿铸;各省督抚都知道铸造铜元可以获利,欣然受命,各造币厂纷纷设立,大铸铜元。其初因所铸不多,市场容易消耗,极为民众所乐用,不但按币面每百枚换洋一元,有时甚至还超过币面价额。

“财政部根据海关资料曾经有过报告,光绪三十一年以前,在胶州铜元每八十枚即兑洋一元,安庆每元合九十五枚,苏州一元合八十八枚,杭州合九十枚,上海也在九十二至九十五枚不等。可见发行价格虽规定为百枚合一元,而行用时在市面竟升水百分之五至十五不等。”梁士怡讲到这里,叹了口气,“可是好景不长,由于贪图其中厚利,各省中即便动作稍缓没有享铸造铜元之利者也按捺不住,纷纷向外国采购机器建厂铸币,视铸铜元为筹款之捷径,结果产出大量铜元,价格迅速跌落,当十铜元的市价,由当九、当八、当八半、当七,而跌至当制钱六文半。宣统元年银元每元可换铜元一百二十枚,而到宣统三年每元已经可换铜元一百七八十枚。银价日贵,物价愈昂……”

“这种情况难道就没有办法控制么?”

“办法是有的,但实行起来难度颇大。清廷先前为挽救此种经济危机,采用了两种紧急措施,一面由度支部拨银五十万两交顺天府尹贬价收购铜元,以求提高铜元价值。并令各省加铸一文新钱,以确保铜元当十之数,一面令各省局厂一律暂行停铸铜元数月,以减少产量的办法控制价值继续下落。区区五十万两在京城虽可收一时平价之效,而对整个铜元制度,却为效甚微。尤其是停铸之令,首先不行于川省,江、鄂、湘、闽、浙、豫等省则请就现存铜斤继续铸造,津、粤亦请将已购之铜尽数铸造,停铸之令等于虚文,流通量不断加大,更难收效。由于铜元过剩,充斥市场,各省一方面禁止他省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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