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二级历史（6 / 7）

的话，是没有理由要求文化制作者来承担责任的——你甚至找不出他们，不知道他们具体是谁。

当然，你可以反抗这种文化入侵，比方说你有可能采取一种民族主义的文化态度，对外来文化的霸权扩张给予激烈阻击，就像法国人抵制好莱坞，原教旨主义抵制摇滚。但问题在于，民族主义同样可以是一种文化虚构。冷战结束以后，东西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降温，这个时候的民族主义便最有可能成为新的文化题材、新的文化品牌，成为有些人激情、风头、振振有词和学科地位的新支点，并且同辛普森案件和瑜伽功一样走上电视的黄金时段。如果政治集团需要的话，完全可以把它用来凝结和巩固自己的利益群体，用来打击或肢解自己的利益对手。事实上，不同大国之间相互“妖魔化”的宣传已经引起了兴奋，文化分离主义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也已经成为热点。由于cbs、bbc一类传媒巨头身后伟大的西方背景，有关分离的符号爆炸当然更多地被输往波黑、车臣以及其他什么地方，而不是在纽约——尽管纽约的民族类别更为多样，族际隔膜的程度也未见得轻微。一种肤色，一种教派，一种语法，一桩常见的刑事案，眼下都成为分离主义的根据。奇怪的是，分离各方在全球化过程中实际上越来越趋同的经济体制、政治理念以及生活方式，还有各个领域里越来越多的“跨国化”现象，作为刚刚爆炒于电视黄金时段的题材，为什么突然就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视而不见？

要在湖南人和湖北人之间找出差异，要在纽约人和费城人之间找出冲突，其实都不困难。在一种可疑的夸张之下，这些差异和冲突有朝一日是否也要变成仇恨和战争的合理依据？一句古老的谚语指出：如果你把什么人当作敌人，这个人就真成为你的敌人。这句话可以换成另外一句：如果传媒符号书写出敌人，我们的周围可能就真的有了敌人。敌人的意识完全可以构造出敌人的存在。

“妖魔化”一类的文化制作，当然很难说是出于传媒的阴谋。由某一些制片人、广告人、报纸、多媒体、教授、歌厅、服装师以及街谈巷议所组成的文化工业鱼龙混杂，各怀心思，步调有异，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他们一般情况下并没有恶意的共谋，却有各自的私心。他们一会儿把美妙无比的全球化作为“卖点”，似乎是制造人类亲情的专业户，不惜掩盖民族国家之间实际上的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一会儿又以怒火熊熊的民族主义、文化分离主义作为“卖点”，似乎是制造民族敌情的专业户，不惜掩盖人类当今实际上正在出现的文化融合和利益共同。他们这样做，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别出新招，猎奇哗众，在市场上开发时尚并且争夺文化份额。时间长了，他们甚至成了一些缺肝缺肺的技术人，并无自己确定的立场，陷入各种符号迷阵而无力自拔。

文化似乎已经自由了，但文化工业无法完全摆脱政治集团或经济集团的介入，即使在较好的情况下，它也常常是一种立场暧昧的文化，没有立场的文化——如果说还有立场的话，那么立场只有一个：利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在一个文本和符号超常生产的“传媒资本主义”时代，文化工业是一列制动闸失灵的火车，是一头谁也管不住的九头怪兽。从总统到老百姓，包括文化的制作者们本身，很多时候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巨无霸向前狂奔，不知它将把我们带去什么地方。

第二级历史

冷战结束以后，有些人欢呼全世界进入了“历史的终结”（日裔美国学者福山语），断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所代表的现代化大潮将征服全球。这种说法也许可以成立，因为某种现存知识体系所能感应到和呈现的“历史”，确实已经到了尽头，已经逼近诸多有缺憾的选择中较少缺憾的一种最终选择。

只是放开眼界来看，这并不是历史的终结，只是一种有关历史的知识的终结。历史还在前行，需要新的知识将其感应和呈现。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身边，投向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的现实动静，比方把目光从人的自然性需求，转向人们当下更为活跃的心理文化需求，转向与这种需求相伴生的文化工业及其对个人行为和民族境遇的深刻影响，就不难发现另一种千头万绪的历史远未终结，甚至可以说才刚刚开始不久。

我们还不太清楚它是什么东西，只能困于眼下的臆测和猜度，但这不能证明它的不存在，只能证明我们还缺乏描述它的语言和逻辑，比如我们熟悉运用的计划市场、专制民主、左右诸多两分法模式，对它已力所不及。这个世界依然直面着财产和权利的分配关系，只是这种分配，可能以符号化财产和符号化权利的分配为隐形主导。这种分配似乎正在以心理和文化为主题，重构我们的各个生活要件，布设新的利益格局，启动新的冲突和解决过程，向我们洞开一个个更多成果也更多风险和灾难的世界——如果我们对它失去思想的控制，如果我们的符号书写同样失去了真实和真诚的牵引。

相对于福山的历史而言，它是第二级历史。

1997年8月

最初发表于1998年《读书》杂志，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