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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货殖有道(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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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当局曾企图清退农民工以保市民就业,但中国的政策仍然禁止劳工市场壁垒,使都市大门一直向农民工敞开。这样,农民工尽管不能分享利润,尽管压低了城里的雇工价格从而增加了他们不能分享的利润,但毕竟有些收入——在很多乡村,农民进城务工已成主要富民手段。可以比较的是,这种劳动力自由流动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存在。富国要求投资自由、贸易自由、金融自由等等,却不容许移民自由。一般来说,人家只需要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只要你的硕士和博士,绝大部分劳工都得作为“非法移民”被驱逐出境。富国的境外投资虽带来一些就业机会,但这种投资只是外移一些中低端产业,在国家政策控制之下,高酬和高利的核心产业却总是留在母土不容外人染指,劳动成本中最有油水的一瓢,还是优先母国的就业群体。

二是国家以税收调节分配,靠财政转移支付实现以富补贫,比如直接承担贫困地区水利、交通、电力、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公共建设,甚至部分承担那里教育、行政、卫生、扶贫等方面的支出,增强中下层的消费力,以非市场手段“扩大内需”。光是前不久的农村“费改税”,中央财政就再拿出四百亿以缓减农民负担——虽然还远远堵不上一千二百亿的缺口(另一统计说缺口更大)。将来建立农村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保障,恐怕也只能由政府承担责任,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市场。可以比较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缺乏政府调控,既没有全球税,也没有财政转移支付。心诚善意的富国有时减免一些债务,或者给一点无偿援助,那已是大恩大德,令穷国感激不尽。但富国并没有扶贫的法定责任,国际“慈善”事业力度总是相当有限。正是针对这一点。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曾提出全球税概念,指出没有税收调控的自由市场缺乏公正性,无法对市场化过程中受到盘剥和侵害的弱势国家给予补偿。这位首相一句话点中了穴位,但国际商界和国际政界的大人物们都装作没听见。他们更愿意谈的是全球化和市场化,谈穷国不开放市场就永无繁荣之日,谈富国对穷国的发展做出了多少无私奉献。

这些话对不对呢?当然也对了一部分,至少是对了一小部分。若以全球为一个利益单元,全球化和市场化无疑将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全人类技术和经济的进步。对抗这个潮流,以高关税或非关税壁垒保护民族产业,常常是保护落后,保护低品质的国际“乡镇企业”。但这些话也有虚假。因为全球远远还不是、甚至永远不会是人们唯一的利益单元。各国的国界还在。各国财政还没有“合灶吃饭”和统一调度。因此,在一个心系五洲体恤万国的全球政府建立起来之前,全球化只是有选择的全球化,充其量只是投资经营的全球化,没有利益分配的全球化。光是没有全球性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没有全球性财税体制对分配的调控,这两条就暴露出全球市场的致命缺陷——它不是一国市场的简单放大。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所造成的贫富分化和需求不足等等,将很难得到缓解。不久前,世贸组织“多哈”会议上,穷国与富国在修改规则方面分歧严重,谁也不让谁,可见全球化并不是全球爱心的别名。人们对此不必过于天真。

在理论和实践上,中国农民确实可能搭上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快车。但同是在理论和实践上,他们也可能因为村前一条公路开通,因为对市场化和全球化身不由己的卷入,被这列快车甩得更远——失控的市场经济或缺德的官僚经济,都可能是这条公路前面的陷阱。在这里,面对国内媒体对市场化众口一词的赞颂,把丑话说在前头,把风险和困难讲足一点,可能有利于我们趋利避害,更为理性地观察经济现象。

2002年9月

原为某县域经济座谈会上的发言,最初发表于2002年《当代》杂志,原题《货殖两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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