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心想（5 / 6）

门，教廷，政府，伦理学教授，贫民区的母亲，都为此不安和恐慌。但他们还未意识到，仿生人的诞生不仅仅出现在实验室，也在其他地方悄悄进行。比如那些政治专制和商业专制的语言暴力，正在谋杀人心，正在批量生产出空洞的目光、呆滞的表情、对一切随波逐流无动于衷缺肝缺肺的物质化存在，其人生永远只有权势和时尚这唯一的向度。在那些人的脸上，不是分明呈现出仿生人的近似面目？

十一

没有一成不变的人性。人是不断变化演进的。人在很久以前可能有鸟的锐目，有狗的好鼻子，有老鼠对地震的预感能力，当然也可能有乱伦的无知和胡来。文化使人脱离了动物状态，也失去了这些好的或者不好的东西，获得了新的人性表现——说这是进入了本能和遗传的文化积层，没有什么不对。

人们还会往前走，凭借文化的创造走向深不可测的未来。但无论怎么变，人永远是一种文化的自然，或说是自然的文化。自然是文化的重力，没有重力的跳高毫无意义。自然是文化永随其后的昨天，永贯其身的母血，是拉着自己的头发怎么也脱离不去的土地——一旦脱离这块土地，绿叶只能枯萎凋零——除非是塑料叶。在这个意义上，仿生人代表着把人拔根而起的企图，初露技术化的杀机。仿生人的生理性复制或文化性复制，都意味着人这一特定物种的自杀——即使有些人把这些复制描述得十分美妙。

历史常常只有通过灾难才得以向前推进。蒸汽机在十八世纪一声汽笛拉响的时候，欧洲弥漫着普遍的乐观情绪，竞相欢呼这“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伟大杠杆”（恩格斯语），甚至相信新技术将帮助人类消除一切帝制和贫困。直到世界大战频频引爆，蒸汽机延伸成坦克和轰炸机，在硝烟中向生命扑来，人们又差点落入了失望的深渊。杜桑的《下楼梯的裸女》，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沃霍尔镜头下的电刑椅，莫不表现了机器对人的异化、奴役以及残暴。对工业技术的反省和批判，一次次成为很多文化人当中风行的主题，颇有点中国古人“绝圣弃智”的遗韵。

其实，技术无罪，技术至上才是盲目，对技术失去了道义和诗学的控制才是人间地狱。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任何新技术还将成为人类的陷阱——包括电脑。从眼下的情况来看，电脑诚然可以实现信息分享，把人与世界紧密相连，极大地提高生产和生活的效率。但是，要是人性的监控一旦撤除，电脑也可能造成新的阶级分裂：一方是编程和网络控制寡头，集中着越来越大的支配权利；另一方则是普通操作者大众，越来越成为电脑的奴仆和附庸，从算术“傻瓜化”开始，到照相“傻瓜化”，开车“傻瓜化”，家居生活“傻瓜化”等等，最后可能丧失人的基本技能，丧失人的主体性：除了按按键钮，什么事也不会做。知识寡头批发一块芯片，就可以规定人的全部生活。到了这个时候，新的上智与下愚，新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势必成为普遍话题和公共逻辑——电脑将为新一代集权专制主义提供强大技术基础。

这还只是可能的险境之一。

十二

六十多年前，著名经济学家j·凯因斯一眼看破技术崇拜的狰狞。他较为乐观地预测孙子一代的情况，说那时候人们“将会再一次把目的看得重于手段，宁愿追求善而不追求实用。”“可是，”他接着说，“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至少在一百年内，我们还必须对己对人扬言美就是恶，恶就是美：因为恶实用，美不实用。”

凯因斯预告了一个阴暗的百年。

从那时起，人类一次次在日益技术化的世界里苏醒人性的理想，绿色和平思潮一次次扬起救亡征帆。绿色和平思潮不仅仅是环保运动或反核运动，以六十年代初的“罗马俱乐部”为标志，正发育成一套完整的并且是实践的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以及哲学，对生命的恶质化全面阻击。它直指人心，从根本上反对侵夺他人和榨取自然的态度，力图重构健康生活方式。它明智地区分了两种技术：一种能增强人的技能和尊严，另一种把人的劳动移交给机器，而人成为机器的附庸和牺牲品。它并不反对技术，只是要呼吁人比商品高贵，比效率和利润更重要，因此每一项技术都应成为非暴力的技术、民主的技术、人民的技术，也就是达到佛教“正命”境界的技术。它的乌托邦品格使它成为弱者，但也正是这一点使它永远强大，一次次优美地复活并且指示人们精神自由的方向，指示洁净、清澄和圆明的生命之境——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乌克兰的草原，孟加拉湛明的天空，长江和黄河碧透的流水。

生命之境是外在物态，更重要的是内在心态。也许，比拯救一只麻雀和几棵树更不容易的事情，是人们投入精神的自救——永远保持一种文化生力，不断获取营养又不断清除污秽，给自己的每一个日子留下真情实感，留下人心的自然。

这是一个想法，也是一种活法。

十三

有些人曾经嘲笑中国的用语，比方用“心”想而不用“脑”想，不符合解剖学的常识。这当然不无道理，也曾被我赞同。但细细一想，真正燃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