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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2节(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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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被迫融入理学,却又因为观点靠近心学、实学,被传统的程朱理学卫道士们狂喷偏激,道统不纯。

所以怎么都是被嫌弃呗?

而在“古今王霸义利”三辩后,汪与立也是有所反思,世事易变,金华学派这艘大船,到底要不要调转船头,重新回到过去的航道上,作为当年的实学三大家之一,重回实学旗帜下,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

正是因为存了这份重新改换门庭的念头,汪与立才用了孔子的论点,而不是孟子的,孔子的观点更加中庸平和,而孟子和荀子才是理欲之辨的对立观点。

而在理学的捍卫者们看来,卫道不纯粹就是纯粹不卫道。

眼看着汪与立软弱的态度要坏事,高逊志马上出手了。

“天理,人欲,相对也。所谓‘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道之所在,岂能混淆?”

高逊志虽然被姚广孝和姜星火拿捏了一番,但正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歪,在这种卫道原则上面,高逊志还是要站在对立面的,而且是绝不会动摇的那种。

金华学派家大业大,确实要有所顾虑,而高逊志虽然也开书院,但跟金华学派不是一码事。

高逊志的观点,就是着重阐发孔孟思想,强调大道和天理,轻视功利和物欲,认为只有做到轻视功利和物欲,才能防止人心生乱。

这边解缙继续回怼:“先圣有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世上岂有只存天理而无人欲的道理?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若无一扇窗户遮风挡雨,王叔明便是心中再笃信天理,恐怕也得被冻死吧?天理终归是不能代替遮风挡雨的,而要我看来,王叔明不仅需要窗户,还需要玻璃窗!整个大明百姓,都需要一扇玻璃窗!”

这就是要充分主张发展经济,鼓励人们合理的物质欲望了。

“不可,既有纸窗可遮风挡雨,何须各个要一扇玻璃窗?”

高逊志开始上强度了:“苟存无欲,则虽赏而不窃;私欲苟行,则巧利愈昏萁子昔年劝谏商纣王之象牙筷,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

嗯,高逊志说的就是后世比较有名的“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大王您担心,这样注定会消耗国力,恐怕天命不在大商了。”

果然,故事的最后,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因此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至于历史的事实是不是如此,现在哪怕有甲骨文的出土,和民间龙骨的收集,也难以考证了,但这个故事确实是很经典的物欲升级的故事。

现代的消费主义也是如此,你说故事没道理肯定是不对的人心就是如此,有了好的就要更好的,世人的贪欲都是这样,也就是所谓的“得寸进尺”、“得陇而复望蜀”,按理说是没有止境的。

而对于君王的贪欲来说,则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顺着这个逻辑辩驳,那么肯定是辩不赢的,因为这都是理欲之辨的老套路了,祭出“象牙筷定律”就意味着不能顺着对方思路来了。

这时候,张宇初忽然开口道:“夫欲与喜怒哀乐,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乐,又可去乎?”

张宇初的应对之策,同样没有出乎反方的预料。

因为理欲之辨,归根到底还是落在人身上,而只要是人,就有欲望,这就是正方的跟脚所在,你可以指望普罗大众提高思想觉悟,但伱不能指望所有人都像圣人一样舍弃大部分欲望,哪怕是苦修者类型的卫道士,也做不到这一点。

张宇初的观点就是认为人之有欲无可非议,正如喜怒哀乐之情不是恶一样,欲同样不是恶,也不可根除,这就相当于你不能为了“非礼勿视”把自己双目给挖了似的。

眼见正方避战,开始回避话题,反方辩手们顿时气势为之一振。

高逊志乘胜追击道:“存天理,灭人欲,明道先生(程颢)有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实际上,自北宋开始,天理和人欲的关系成为当时思想家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宋代天理人欲之辨发端于张载,成立于二程,至朱熹而集大成,在这个命题上,二程是高度统一的,他们都把“理”或“天理”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把它视为宇宙的根本原则。

胡俨亦是振奋出声:“不是天理,便是私欲!无人欲即皆天理,所谓‘欲与喜怒哀乐,皆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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