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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心魔(一)(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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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阿哥闭门思过,永琪院里立刻知道了,因为两家相邻。永琪要赫朱嘱咐了所有人,上至格格,下至太监宫女,一律不得谈论和打听此事。他自己自然知道是因为程颢的事,但并不知道细节和内幕,也不问。

赫朱觉得永琪对她很客气,但从不和她说什么,除了福晋应该做的事,比如嘱咐众人等。永琪白天都不在家,夜里还是大多宿在依博尔处,其他时间宿在胡嘉佳处,她觉得自己这个福晋就是一个摆设,心里十分委屈,没想到格格们比她先来,自己形同下堂妇,但也无可奈何。她按规矩常去太后,容妃和庆妃处问安,她们都对她温言细语。但五阿哥冷落自己的事,她无法和任何人说,她们都是皇家的人,是永琪的祖母和母妃。尤其西林觉罗家现在是朝廷的罪臣。

赫朱身子本弱,又是一个心细的姑娘,因心情不畅,身体越发不好起来,皇帝从科尔沁回来后,庆妃叫了太医来看,可太医也说不出她到底有什么病,只给她配了丸药,叫她好生将养。永琪晚间都会到她房里来问候,但她自然也不能和永琪说什么,夫妇二人几乎没什么话可说,只是礼貌周全。依博尔和胡嘉佳见她经常卧病,都十分奇怪,但因赫朱从来没有表露过嫉妒她二人,所以她们俩也不知道。庆妃并未将此事告诉太后和皇帝,但告诉了容妃,说自己觉得她就是身子弱。

容妃听说,又找永琪来问了问,永琪也说她本来身体就弱,在家里就在喝药,她于是也没在意,只在赫朱向她请安时常常关心她,要她好好养病,赫朱都一一答应了,她也没看出来,赫朱有什么心事,更不会告诉皇帝,因皇帝正为了四阿哥的事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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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都御史】我国谏官制度的起源非常久远,就是我们常说的言官。在商汤时期,已经设有专门的“司过之士”。《吕氏春秋》中有一段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鼗,犹恐不能自知,今贤非尧、舜、汤、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所谓“司过”,即负责纠察过错,联系这句话的下文来看,纠察的主要对象还是君主,而非群臣。古代贤明的君主,知道但凡是人,就不可能完全避免犯错,即便是一国之君也不例外,所以需要有人来提醒和规劝自己的过错。“司过之士”,是古代谏官的雏形,自秦汉以后,才逐渐形成正式的谏官制度,设置专门的机构和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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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汉直到元朝,御史台一直是主要的中央监察机构。到清朝时,谏官制度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备。都察院作为明朝监察机构首次出现,左都御史和右都御史也就随之产生。直到明万历皇帝后,随着监察权力的加强,最后基本上全都归于到了左都御史此一官之上。清朝左都御史仍是都察院主官,且是最高监察长官,左副都御史协理左都御史。清初左都御史满汉各一人,满员为一品,汉员为二品。至雍正年间都定为从一品。而清朝右都御史和右副都御史只是兼职,所以数量并不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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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谏官是个比较得罪人的差事,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都察院的监察作用,清廷还采取了以下措施,来保障科道官充分履行其职权。第一是言者无罪权。谏官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人无法完全避免犯错,而谏官也是人,也会有说错话的时候,如果因为说错话而被处罚,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真正直言敢谏的言官被淘汰,余下一帮溜须拍马的逢迎之徒,那么监察机构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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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风闻言事权。《清史稿·职官志》记载:“(清)初沿明制,设都察院。天聪十年,……定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监察御史许风闻言事。给事中同。”所谓的“风闻言事”,就是允许谏官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道听途说,就可以上奏纠参。无论是什么小道消息、街头巷闻、花边八卦,如果谏官本人认为有必要奏达天听,都可以大胆进言,即便最终证明传闻不实,谏官也不应为此受到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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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制度极大地扩充了言官的监察能力。虽然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存在部分官员滥用风闻言事权,挟私打击政治对手的情况,但若无这一制度保障,言路必将受到阻遏,官场的许多阴暗面,也失去了曝白于日光之下的机会。另外,古代官员想要升迁,最关键的是要得到皇帝的赏识。对京中那些品秩比较低的科道官而言,平常基本没有觐见皇帝的资格,那么上奏言事,就是一个很好的向皇帝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这也鼓励谏官多写奏折,多向朝廷揭发官场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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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宏恩和吴拜是乾隆二十二年时的左都御史。赵宏恩于乾隆二十一年由工部尚书调左都御史。设定吴拜为鄂尔泰门生为小说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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