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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佛魔一念间(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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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的,禅师们并不十分在意。从理论上说,禅是弃小我得大我的过程。虚净决不是枯寂,随缘决不是退屈,“无”本身不可执,本身也是念,当然也要破除。到了“无无念”的境界,就是无不可为,反而积极进取,大雄无畏了——何士光也是这样看的。在他看来,“无念”的确义当为“无住”,即随时扫除纷扰欲念和僵固概念。六祖慧能教人以无念为宗,又说无念并非止念,且常诫人切莫断念(见《坛经》)。三祖曾璨在《信心铭》中也曾给予圆说:“舍用求体,无体可求。去念觅心,无心可觅。”——从而给心体注入了积极用世的热能。

与这一原则相联系,佛理中至少还有三点值得人们注意:一是“菩提大愿”,即佛决意普度众生,众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二是“方便多门”,即从佛者并不一定要出家,随处皆可证佛,甚至当官行商也无挂碍。三是“历劫修行”,即佛法为世间法,大乘的修习恰恰是不可离开事功和实践,因此治世御侮和济乱扶危皆为菩萨之所有事和应有义。

这样所说的禅,当然就不是古刹孤僧的形象了,倒有点像活跃凡间的革命义士和公益事业模范,表现出英风勃发热情洋溢自由活泼的生命状态。当然,禅门只是立了这样一个大致路标,历来少有人对这一方面作充分的展开和推进,禅学也就终究吸纳不了多少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及自然科学,终究保持着更多的山林气味,使积极进取这一条较难坐实。人们可以禅修身,但不容易以禅治世。尤其是碰上末世乱世,“无念”之体不管怎么奥妙也总是让人感觉不够用,或不合用。新文化运动中左翼的鲁迅,右翼的胡适,都对佛没有太多好感,终于弃之而去,便是自然结局。在多艰多难的复杂人世,禅者假如在富贵荣华面前“无念”,诚然难得和可爱。但如果“无”得什么也不干,就成了专吃救济专吃施舍的寄生虫,没什么可心安理得的。虫害为烈时甚至还少不了要唐武宗那样的人,来一个强制劳改运动,以恢复基本的经济结构平衡。在另一方面,对压迫者、侵略者、欺诈者误用“无念”,也可能是对人间疾苦一律装聋或袖手,以此为所谓超脱,其实是冷酷有疑,怯懦有疑,麻木有疑,失了真性情,与佛门最根本的悲怀和宏愿背道而驰。

这是邪术的新款,是另一种走火入魔。

佛魔只在一念,一不小心就弄巧成拙。就大体而言,密宗更多体现了佛与道“用”的结合,习密容易失于“用”,执迷神秘之术;禅宗则更多体现了佛与道“体”的结合,习禅容易失于“体”,误用超脱之道。人们行舟远航,当以出世之虚心做入世之实事,提防心路上的暗礁和险滩。

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具有革命意义的量子论,发现对物质的微观还原已到尽头,亚原子层的粒子根本不能呈现运动规律,忽这忽那,忽生忽灭,如同佛法说的“亦有亦无”。它刚才还是硬邦邦的实在,顷刻之间就消失质量,没有位置,分身无数,成了“无”的幽灵。它是“有”的粒子又是“无”的波,可以分别观测到,但不能同时观测到。它到底是什么,取决于人们的观测手段,取决于人们要看什么和怎样去看。

不难看出,这些说法与佛家论“心”(包括道家论“气”)几乎不谋而合。人们没有理由不把它看成是一份迟到的检验报告,以证实东土经藏上千年前的远见。

佛学是精神学。精神的别名还有真如、元阳、灵魂、良知、心等等。精神是使人的肌骨血肉得以组织而且能够“活”起来的某种东西,也是人最可以区别于动物的某种东西——所谓人是万物之灵长。但多少年来,人们很难把精神说清楚。从佛者大多把精神看成是一种物质,至少是一种人们暂时还难以描述清楚的物质。如谈阿赖耶识时用“流转”、“识浪”等词,似乎在描述水态或气态。这种看法得到了大量气功现象的呼应。在很多练功者那里,意念就是气,意到气到,可以明明白白在身体上表现出来,有气脉,有经络,有温度和力度。之所以不能用x光或电子显微镜捕捉到它,是因为它可能存在于更高维度的世界里而已。也许只要从量子论再往前走一步,人们就可以完全把握精神规律,像煎鸡蛋一样控制人心了。在这一点上,很多唯物主义者是他们的同志。恩格斯就曾坚信,意识最终是可以用物理和化学方法证明为物质的。

这些揣度在得到实证之前,即便是一种非常益智的而且不无根据的揣度,似乎也不宜强加于人。洞悉物质奥秘的最后防线能否突破,全新形态的“物质”能否被发现,眼下没有十足理由一口说死。更重要的是,如果说精神只是一种物质的话,那么就如同鸡蛋,是中性的、物性的、不含情感和价值观的,人人都可以拥有和运用——这倒与人类的经验不大符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称所有洋洋得意之态都是“有精神”,显然将“精神”一词用作中性。但在更多时候,人们把蝇营狗苟称为“精神堕落”,无意之间给“精神”一词又注入了褒义,似乎这种东西为好人们所专有。提到“精神不灭”,人们只会想起耶稣、穆罕默德、孔子、贝多芬、哥白尼、谭嗣同、苏东坡、张志新……决不会将其与贪佞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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