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写作三题（2 / 3）

讲。鲁迅先生劝人“不要相信小说做法”的话，吓得大家对技术躲得远远的，一动笔总是把自己想象成天才而不是工匠。这倒是有点中国人的脾气。不过，天才或说英才总是少的，大部分作家写一般的作品，作为一种合法职业，就得有起码的职业技术。天才或说英才也总是从庸才成长起来的，在成长的初始阶段，技术教育和训练恐怕不可免。这就像一个优秀球员在竞赛场上踢球如神，怎么踢都是妙，但基本功得靠训练场上一招一式地练出来，须按部就班和循规蹈矩，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有些小说在第一页就出现了七八个人物，这叫读者如何记得住？这是太不注意把握节奏的技术。有些小说里的每个人物开口都贫嘴，俏皮话密植，搞笑术地毯轰炸，其实过了头不怕互相雷同和抵消？就不怕真到紧要处反而使不上劲？这是太不注意把握反差对比的技术。还有些小说的煽情是硬煽，比如总是让英雄得胃病，让美女淋冷雨，搞得读者欲悲反笑，情绪短路，感觉串味，颇受折磨。其实煽情不是什么难事。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作品要在唤取“恐惧”与“怜悯”，具体做法是：坏人做坏事，不会让观众惊奇，所以应该让坏人做好事；好人做好事，也不会让观众惊奇，所以应该让好人做错事。最好的悲剧，一般是在亲人关系中产生怨恨，或在仇人关系中产生友爱。显然，《奥赛罗》和《雷雨》这一类作品，深得亚氏艺术（或技术？）的精髓，果真搅起了一代代受众的心潮起伏。

我们完全可以瞧不起这些套路，但慎用技术不等于不懂技术，自创技术更不等于不要技术。倘若我们这些低能儿多读几本老祖宗的技术操作手册，我们不一定能写出最好的作品，但至少可以不写最糟的作品，比方说不至于用悲情去胳肢读者，在煽情的时候缘木求鱼。

错误

美国人策划过一次人机象棋比赛，结果是一台叫做“深蓝”的电子计算机战胜了国际棋王。这场赛事虽然带有游戏性质，规则与评价方法不一定公正合理，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值得我们这些叫做人类的活物吓一跳。我们是人，能吃，能喝，能上班，能打领带，能谈哲学并且患高血压，自以为是天下独尊的智能生物。但我们的智能已经敌不过芯片了——它今天能赢棋，明天就不能干一点缺德的什么事？比方说搞一次政变上台当总统然后像饲养员一样把我们圈养起来？

幸好有一本科学家的书。我忘了这本书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写的，只记得书中一个最让我放心的结论：电脑是永远没法战胜人脑的。理由是：电脑尽管有人脑无可比拟的记忆容量，望尘莫及的计算速度，甚至还可以有人的学习、选择以及构想能力，但电脑缺乏人最重要的本领——犯错误。这就是说，芯片的工作永远是“正确”的，永远遵循着逻辑和程序（哪怕是某种模糊的逻辑和程序）；而人脑（谢天谢地！）却可以胡来，可以违规，可以“非法法也”，一句话，可以在错误中找到正确，用非逻辑和超程序的直觉方式来跃入真理。

这似乎是让人惊喜又不无沮丧的结论：原来，人类的专长，人类的优越，人类智能赖以自得的最后支点，其实就那么一条：犯错误。

错误可以是成功之母。水稻不育系原本是植物的错误（或说缺陷），一经生物学家利用，倒成了发明杂交水稻的。文学中这样的例子更多。没有一本优秀的诗歌或小说，是循规蹈矩写出来的。把女人比作鲜花，把土地比作母亲，这些比喻初创之时，不都是物类混淆的“错误”么？把声音当作色彩来写，把味觉当作触觉来写，这些手法对于科学而言，不都是感觉乱套的“错误”么？没有前人胡思乱想地犯下这些个“错误”，怎么会有今天的文学？所谓“文匠”，就是一字一句都太“正确”了的人，而真正的文学家从来都是人类思维陈规和感觉定势的挑战者，“犯错误”简直是他们的一种常备心态。把动词写得不像动词，把悲情写得不像悲情，把回忆写得不像回忆，把小说写得不像小说……他们在这些胆大妄为中，必定犯过很多一钱不值的错误；但这些代价之后的收获，是他们开启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正确，不断洞开令人惊异的审美世界。

柏拉图先生一生追求正确，最仇视文艺，说文艺家说话从来没个准，不要说了解物体的性能，就连了解物体的形状，也可以此时说大，彼时说小，可以此人说长，彼人说短，这样的莫衷一是与真理无缘，与政治原则更是格格不入，应视为一种恶劣的内在政治制度（abadnerpoliticalsyste）。其实，柏拉图也没正确到哪里去，一旦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诞生，他那些有关物态大小或长短的执见，就变得不堪一击，并无永远的合法性。他似乎不知道，不论是在文学还是在科学领域里，共识常常都源于异议，真知常常都启于偏见，文学监护着人类认识的多样性，是天生的异议专家和偏见专家，虽然也常犯下错误（柏拉图倒也说对了一面），但可以避免最大的错误：平庸。

平庸者充其量是一些披着人皮的芯片，可以做一些事情，做很多事情，但与创造不会有什么关系。

2003年5月至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