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从循实求名开始（3 / 4）

明确无误吗？不过，这种语言的改造运动力有所限。改造后的“国家”一词仍然兼有国土（untry）、国族（nation）、国政组织（state）等义，很遗憾，还是涉嫌混沌甚至混乱，在很多西方人士看来仍未达标。更重要的是，兼义复词在汉语中仍是浩如烟海，构成了深入改造的难点。比如“情理”就很难由兼转偏，因为在中国老百姓看来，任何事情必须办得入情入理，二者不可偏废，所以“情理”必须是一个词，是一回事，不可切分为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闹出一个“情理主义”，肯定被很多西方人视为双头的怪胎；如果分解出“情感主义”和“理智主义”，大多中国人又肯定觉得弄巧成拙，活生生地把一个人分尸两段。

双方碰到这一类词语还是难办，无奈之下只能求助于大致心会，留下各种文化之间不可通约的余数。

不仅“情理主义”说不通，“标本主义”、“刚柔主义”、“知行主义”等也肯定不像人话。这证明大多中国人处理标与本、刚与柔、知与行之类问题，还是顽强坚持和持久怀念一种整合、互补、兼济、并举的态度，不大承认词素之间的各不相干，更不乐意在价值取向上挑边押注。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语言影响思想，还是思想影响语言，中国语言文字重要特色之一仍是尽可能全面地、相对地、变化地描述事物，因此多多少少压缩了一元独断论的空间，使“主义”和“化”一类词用得不大方便。中国古人的儒学、墨学、经学、玄学、理学、心学等都很难简化为一个主义。经过二十世纪的西化狂潮，随着实践经验的逐步积累和文化自觉的逐步苏醒，一些进口的单色标签也在逐渐凋零。“革命化”、“市场化”、“集体化”、“私有化”、“道德化”、“世俗化”一类口号，经人们现实感受一再淘洗，在当今不是已退出历史，就是被用得十分节制。很多外来词甚至一直找不到移植的水土条件，比如中国老百姓较能接受大众与精英的结合，因此“大众主义”和“精英主义”听上去总有点刺耳，不易说得理直气壮，始终难以响亮起来。谁要是拍着胸脯自封“精英主义”或“大众主义”，在多数情况下必是自找没趣和自砸场子。

当然，“现代化”一词还未被更好的说法取代，姑且约定俗成地用着，以照顾人们的习惯和情绪。但多年来沿用的“社会主义”一词已经被“中国特色”、“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人为本”等多种附加成分所拓展，词组越来越长，内涵越来越繁，已让很多西方人难以适应，不知这到底是什么玩意。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不过是中国人对旧标签的小心弥补和修整，或可视为一种名理上的破蛹待飞。

自主实践须自主立言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与西方迎头相撞，恩怨交集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其中大概含有三个层面：第一是利益的共享与摩擦，比如抗日战争期间的国人比较容易看到共享；而巴黎和会与藏独闹事期间的国人则比较容易看到摩擦。第二是制度的融合与竞比，比如引入市场和民主的时候，国人比较容易看到融合；遇到拉美、东南亚、美欧日经济危机的时候，国人则比较容易看到竞比。

其实第三个层面的关系更重要、更复杂、更困难，却更隐形，即中国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吸纳与超越。百年来时风多变暗潮迭起，但不论是仿俄还是仿美的激进革新，中国人都从西方引入了海量的思潮和学术，包括车载斗量的外来词，遍及哲学、宗教、科学、法学、文艺、经济学等各个领域，极大扩展和丰富了国人的视野，扩大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近似值。检点一下诸多新型学科，如果说国人因此对西方欠下一笔大人情，恐怕并不为过。在这里，即便是“xx主义”和“xx化”也是重要的舶来品。它们至少能让我们全面了解全球思想生态，知道偏重、偏好、偏见本是生态的一部分，在特定情况下甚至不可或缺——这当然是另一个可以展开的话题，在此从略。

不过，中国与西方虽然同居一个地球，共享一份大致相同的人类生理基因遗产，却来自不同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历史过程以及文化传承，又无法完全活得一样和想得一样。有些洋词是对西方事物的描述，拿来描述中国事物并不一定合适；有些洋词在描述西方事物时已有误差，搬到中国来更属以讹传讹——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夸大文化近似性的教条主义，倒算得上一个真实的“主义”，近百年来在中国不幸地反复发作。有些知识人似乎被洋枪洋炮打懵了，只能一直靠西方批发想法，总是忙于打听西方的说法，争着在远方学界的注册名录里认领自己的身份，以至文化软骨症重到了残障程度：比如明明是说及吾国吾民之事，却念念不忘在关键词后加注译名，一定要比附欧美的某些事例，套上他国他民的思维操典，否则就如无照驾车和无证经商，足以令人惶惶不安，足以招来同行们的窃笑和声讨。

其实，任何命名系统都有局限性，都不是全能。不同的文化之间既可译又不可全译，比如中文里的“道”就很难译，英文里的beg也很难译，这完全正常。恰恰相反，难译之处多是某种文化最宝贵的优长所在，是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