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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群体寻根的条件(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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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寻根”?寻什么“根”?怎样去“寻”?你寻到了什么?……问题一旦笼统和通俗到这个地步,事情就不好谈。二十多年前谈不清楚,二十多年后肯定还是谈不清楚。正是考虑这一点,很久以来我对这个话题能躲则躲。

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可以装。上至主义与体制,下至厕所与厨房,世间万物无不文化。那么跳进“文化”这个辽阔泥潭里起舞,还想勾搭出什么共识,只能是找死。即便是约定了边界和规则,以木代林、同床异梦、阴差阳错、头痛医脚也常是讨论时的乱象。

也许可以换一种办法来谈。比方问一问:什么不是“寻根”?什么地方没有“根”?什么时候没法“寻”?……这种排除法,不能代替思考的正面造型和全景检阅,但至少可缩小范围,就近设置定位参照,让大家尽可能对接思路,减少七嘴八舌的虚打与误杀。

权且一试。

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景观之一,所谓“寻根”或“文化寻根”大概算不上普遍现象,不是通行四海的文学新法。就是说,它大概不适用于所有中国作家,更遑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行。比较而言,爱情小说、探案小说、批判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都市青春文学等等,都具有传染性和输出空间,几乎是全球普适品种,有可能在任何群体那里开花结果——但“寻根”不是。只要稍稍放开眼界,就可发现这一尝试,特别是群体性的尝试,其实受制于诸多条件,似乎不那么好仿造与移植。

美国只有两百多年的建国史,除少许印第安保留区里的文化遗迹,本土文化差不多都是外来文化,有什么“根”可寻?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依陈序经先生《东南亚古史研究》里的说法,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罕有文字史,漫长历史一片晦暗无法探知,有多少“根”可寻?战争、屠杀、流行病、有言无字、典籍流散之类事态,一旦把历史记忆和传统文化打入时空黑洞,作家们“寻根”就难以想象。让那里的贾平凹们写出“秦汉”,那里的李杭育们写出“吴越”,那里的阿城们写出“庄老”……恐怕是强人所难。

美国人可域外寻“根”,如长篇小说《根》的作者寻到了非洲,不过他寻的是政治悲情和血缘谱系,不足以掀起“文化热”。非洲当然也是文化富矿区,艺术与巫术的特色尤为触目。据说东非是人类最早发源地,古埃及比古中国的文明形成早一千多年。然而,中国后来避免了解体与换血,比如不像很多非洲国家在十八世纪以后遭受深度殖民,其语言、宗教、教育、政体几近欧化,以至很多国家没有自己的大学,连娃娃们也在舶来的教材前高声齐诵“我是高卢人”或者“我是英格兰人”。至于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非洲,曾与欧洲共享古罗马帝国版图,在人种融合、文化杂交、政治统辖的过程中面目逐渐漂白,至今被很多人视为欧洲的一部分——至少是“欧洲”的郊区或表亲。到了这一步,对于这个半生不熟的黑欧洲或灰欧洲来说,对于操一口法语或英语的很多作家来说,他们是否有愿望或者有能力找回一个文化本土?

一种另类于西方的本土文化资源,一份大体上未被殖民化所摧毁的本土文化资源,构成了“寻根”的基本前提。在这里,资源并非高纯度,几千年下来的文化中,杂交串种乃普遍命运。不过,此杂种与彼杂种还是常有区别。作为一个亿级人口的共同体,中国即便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文字没有换(不似南亚等),宗教没怎么改(不似非洲等),人种没怎么变(不似南美等,更不似北美和澳洲),还是杂得有些特殊。

接下来的问题:这种特殊资源如何被发现、被唤醒、被启用?往根本上说,文化资源的活态呈现就是生活与人,那么这些生活与人是怎样进入作家的视野?怎么变成了小说、诗歌、散文以及理论批评?我们不妨看一看通常顶着“寻根”标签的作家,比如贾平凹、李杭育、阿城、郑万隆、王安忆、莫言、乌热尔图、张承志、张炜、李锐等等。无论他们事实上是否合适这一标签,都有一共同特点:曾是下乡知青或回乡知青,有过泛知青的下放经历。知青这个名谓,意味着这样一个过程:他们曾离开都市和校园——这往往是文化西方最先抵达和覆盖的地方,无论是以苏俄为代表的红色西方,还是以欧美为代表的白色西方;然后来到了荒僻的乡村——这往往是本土文化悄悄积淀和藏蓄的地方,差不多是一个个现场博物馆。交通不便与资讯蔽塞,构成了对外来文化的适度屏蔽。丰富的自然生态和艰辛的生存方式,方便人们在这里触感和体认本土,方便书写者叩问人性与灵魂。这样,他们曾在西方与本土的巨大反差之下惊讶,在自然与文化的双轴坐标下摸索,陷入情感和思想的强烈震荡,其感受逐步蕴积和发酵,一遇合适的观念启导,就难免哗啦啦的一吐为快。

他们成为“寻根”意向最为亲缘与最易操作的一群,显然有一定的原因。

他们是热爱本土还是厌恶本土,这并不重要。他们受制于何种写作态度、何种审美风格、何种政治立场,也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下放”既是社会地位下移,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串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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