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群体寻根的条件（2 / 3）

苏醒成了阶级流动的结果之一——这种现象也许是一个有趣的社会学课题。于是，这些下放者不会满足于“伤痕”式政治抗议，其神经最敏感的少年时代已被一种履历锁定，心里太多印象、故事、思绪以及刻骨痛感在此后的日子里挥之不去。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笔下总是会流淌出一种和泥带水翻肠倒胃的本土记忆——这大概正是观察者们常常把他们混为一谈的原因，是他们得以区别于上一代贵族作家或革命作家，更区别于下一代都市白领作家的原因。那些作家即便赞赏“寻根”（如汪曾祺，如张悦然），但履历所限，就只能另取他途。换句话说，所谓“寻根”本身有不同指向，事后也可有多种反思角度，但就其要点而言，它是全球化压强大增时的产物，体现了一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构成了全球性与本土性之间的充分紧张，通常以焦灼、沉重、错杂、夸张、文化敏感、永恒关切等为精神气质特征，与众多目标较为单纯和务实的小说，包括不少杰出的历史小说（姚雪垠、二月河等）、乡村小说（赵树理、刘绍棠等）、市井小说（邓友梅、陆文夫等）等拉开了距离。

有意思的是，很多作家与批评家对“寻根”摩拳擦掌之日，恰恰是他们对西方文学与思潮如饥似渴狼吞虎咽之时——至少我的当年观感是这样。他们在另一些场合常被指认为“先锋派”和“现代主义”，也能旁证这一点。那么这是一种奇怪的混乱和矛盾，还是一种正常的远缘基因组配？其实，本土化是全球化激发出来的，异质化是同质化的必然反应——表面上的两极趋势，实际上处于互渗互补和相克相生的复杂关系，而且在全球化的成年期愈益明显。当然，在具体实施过程那里，全球化首先就是西方化，特别是全球都市的西方化，全球中上层生活罔的西方化。比如一种由城区、大学、超市、快餐店、汽车潮、媒体市场、女性主义、中产阶级职场、散装英语或法语、消费主义时尚所组成的精密体制，把全世界大多精英都收编在西化狂潮之内——作家们通常也不会放过这种金光闪闪的收编机会。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作家，更容易把这一切看作“进步”与“文明”的尊荣。在这种情况下，走向民间、走向本土、走向另类的想法如何操作？在陌生人那里发现、唤醒以及启用多元文化资源，对于作家们来说是否不大容易？是否将面临体制性和生存性的障碍？

如果没有一次充满伤痛的下放，如果没有高强度的履历反差和身份分裂，很多写作者也许就只能揣着差不多的文凭，出入差不多的高楼和汽车，结交差不多的同事与宾客，继续都市白领和金领的小日子，然后在咖啡馆、电影院、旅游线路以及档案卷宗那里，投入同质化、准同质化、半同质化的各种虚拟与感叹——尽管感叹也有雅与俗的各种款式。他们当然可以图谋突围和反抗，甚至可以壮怀激烈地宣言和奔走，穿上印有格瓦拉、披头士、梭罗、特里萨修女一类头像的t恤衫，在各种聚光灯下气冲牛斗。但如果他们终究走不出既有的生活圈子和人生轨道，突围和反抗就只会是一堆符号游戏，不会是全心身抵押与托付，不过是以“口舌之文”冒作“心身之文”。同样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中的个别人也可能走出潮流与体制，爆出星光灿烂的三两个案，但一个文学新异群体的出现，一大批创作与理论几乎同时同地联袂登场相互呼应，进而推动其他艺术和学术领域持久的“文化热”，其发生概率则似乎太小。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难以重复的，显然也非大多数当事者所愿。“寻根”者的特殊资源也有限，不一定能支撑他们的文学远行。不过，走出几步与自囚禁足还是不一样。从今后远景来看，作家们被教育体制、从业模式、流行风尚等统一收编难以恒久，不会是什么“历史的终结”。新的经济危机、政治动荡、宗教挤压、革命推动、生态灾难等，总是会造成社会格局的重新洗牌，迟早会使某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切换人生，走向新的写作资源，包括经验资源也包括文化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寻根”是非西方世界一个幽灵，还可能在有些人那里附体和兴风作浪。美国学者亨廷顿（hunton）所说的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还有其他有专家补充的印第安文明、印度文明等，完全可能在什么时候重获一种苏醒与激活机制，进入文学书写，甚至是大规模的文学书写，释放感觉、审美、文化的能量，与西方文明形成有效的世纪对话——上述这些文明的积蓄地至少值得抱以希望。

显然，中国八十年代的所谓“寻根”不是什么文学妙方，不过是这些已经或正在发生的对话之一。这次对话发生在未遭深度殖民和阶级结构多变的中国，发生在世界文明版图大变之前，应该说不足为怪。

这次对话发生在尚无经济高速赶超和“国学热”的二十多年前，发生在西化浪潮独大和狂胜之际，难免各种误解与警觉。如果人们不是特别健忘，便可知“寻根”曾经几同污名，在八十年代中国遭受过两种严厉政治批评：一是来自当朝的左翼人士（如贺敬之等），指“寻根”背离了“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回到“封建主义文化”的危险动作；二是来自在野的右翼人士（